汪精卫的“亲日派”名声，其实从1934年4月11日就开始了。lt;gt;这一天，他在与、黄郛密谈后，汪精卫宣布将与日本谈判，关于对日本鬼子占领的东北三省进行通车、通邮的问题，以及长城线的海关设置、华北的产业开发事项。
不久后，辛亥元老唐才常之子唐有壬出任外交部次长，年仅28岁的“日本通”高宗武，更以汪精卫特使的身份介入了中日谈判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1934年7月1日，以“东方旅行社”的名义，第一列从北平开往奉天的列车出发了；1935年1月10日，大批粘贴着伪满洲国邮票的信件，也寄往了关内……这样在汪精卫的主张下，“满洲问题被搁置争议了”，事实上，这些可视作对日本鬼子扶植的满洲国的默认。怎么不令国人对年少就已经成名的汪精卫另眼相看？……
中日和解的潮流，就这样渐渐卷起了。1935年2月20日，汪精卫发表了公开演说。汪精卫说，“对任何友邦，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精神，缔结友好关系，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”？他又说，“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总理在神户发表演说，谈及中日亲善、共谋亚洲前途……此为总理一生之最后一次演说，凡我同志，无不刻骨铭心、没齿难忘”；他并且预言，“广田外相之演说，切合我国对日之态度。既有如此之共鸣，加以相互之努力，中日关系可望根本改观，而复于常轨”……
紧接着，1935年2月28日，叶楚伧替代了邵元冲，出任国民党部长，三天后，他与陈立夫共同发表声明，严禁任何报章刊载反日言论；3月11日，上海市政府颁布了财产及营业自由保障令，“取缔一切排日、抵制日货行为”；又四天后，教育部审查了三百余种中小学教科书，认定其中两百多种为夹杂反日倾向的“不良教科书”，不仅全部取缔，并通告全国教育厅局长，“未经政府审定的教科书……今后一概不允使用”……
凡此种种，使汪精卫毕生积累、近乎完美的形象，瞬间倾塌了。
千万学生、愤怒青年无不斥之为“卖国贼”，千百封抗议信件涌向了行政院。至于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的外交部，更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1935年春天，汪精卫收到了一封关于要对他刺杀的恐吓信，并扬言说，如果汪精卫就此改过自新，进行抗日，那么可以饶汪精卫不死。
当时，汪精卫对待这封恐吓信，勃然大怒，素来温文尔雅、被视为彬彬君子的汪精卫，跑去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。通车、通邮问题，不是主张的吗？不久前刊载在《外交评论》杂志、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《敌乎？友乎？中日关系之检讨》一文，不就是口述、陈布雷命笔，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？他的所作所为，既是代蒋受过，又成为蓝衣社等人的刺杀对象，天下焉有此理？……
同样勃然大怒的，还有。知道汪精卫口中所说的话后，他也扬言道：“自从我与汪合作以来，我与汪精卫亲密无间，分别负责安内与攘外，这才有了‘第二期革命’的节节进展，……如果我们两人关系出现裂痕，那将引发政潮、导致国家再次分裂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……谁知我忍辱负重的苦心，世人别忘了日本之外，中华民国还有一个世仇强敌，那就是苏俄！在俄国崛起之际，只有联日对苏，才能获得东亚的均势，换取几年，来之不易的安宁，日本人最终不会是我们的对手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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