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陈道铭也说过，自己拍过的戏里头，自己最满意的就是《围城》和《二马》。
不过，《二马》的收视率，确实是很低的。
如果说陈道铭参演的《少年包青天》，有三百万人看过的话，那这一部《二马》，就只有三万人看过。
陈道铭说，虽然我有时为了迎合那三百万的俗人，不得不放弃了三万人的知音，那也是出于生存的无奈。毕竟演员是我的职业，我得靠这个吃饭，养活老婆孩子。
孟星魂听了一笑，那三万人，就是知音吗？天晓得。
那三百万人，就是俗人吗？谁算过？
孟帅的人生哲学是：显一番好身手，得今生大自在。
有时间考虑最后的美好，还不如美好的活到最后，真正重要的东西，往往是，没有的人比拥有的人，更清楚。
孟帅就从没有看过那些小歌手，小演员，小模特，思考过陈老师那样严肃的大问题。
演技这个东西，是这个世界上，人类必需的一种技能吗？
比吃饭更重要吗？
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
可是穷人为什么要革命呢？还不是为了自己能够，请客吃饭吗？
孟星魂觉得，这一部《二马》，拍的实在是太早了，如果能推迟到全球化的潜历史上去播出，也许造成的社会反响会更大，教育意义会更深。
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二马真的有名，太有名了。
一匹马叫马云，他专门骗别人老婆的钱，一匹马叫马化腾，他专门骗别人小孩的钱。
那个时候，举国满地，人人都是一个弼马温，忙死忙活了半辈子，就它么养马玩了，养二马完了。这些个弼马温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敢大闹天宫，什么时候才会求取真经呢？
老舍先生的《二马》，是以燕京人在轮蹲的老马、马则仁和小马、马威，这一对中国父子为主要人物，讲述了二马父子与罂国的一对母女，温都太太和小姐之间的爱情纠葛，以及那个时代的中国人，在轮蹲城的种种境遇。
老马虽然上过洋学堂，还加入了“洋教”，却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官迷”。
老马的大哥客死他乡，老马和儿子小马，不得不前往伦敦，接手老马家的古玩店，老马不情不愿地变成了一个小商人。
小马倒是很愿意融入新环境，年轻人的世界，无非就是事业和爱情。小马非常执拗地努力着，却似乎都不顺遂。
他们寄居在罂国女人温都太太的家里，二马父子与房东温都母女，产生了生活的冲击和情感的关联，房客与房东，中国人与英国人，父与子，母与女，鳏夫与寡妇，小伙与姑娘，黄昏恋与单相思……老舍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组组镜像般的意象，折射着人世间的市井百态。
在散文《私语》里，张爱玲曾经这样写道：“《小说月报》上正登着老舍的《二马》，杂志每个月寄到了，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，一面笑，一面读出来，我靠在门框上笑。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《二马》。”
1929年，老舍先生在罂国创作了这篇小说，这也是他回国前的最后一部作品，堪称其早期小说的扛鼎之作。
这部小说与《老张的哲学》、《赵子曰》一起，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地位。
在谈到《二马》的写作动机时，他曾经说：“不是由于某人某事值得一写，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罂国人的不同处，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；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，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。”
在《二马》里，有一个明白的中国人，但是他也只限于明白，并不积极地去奋斗和改变，而是在维持生活中等待。他就是因为国内打仗，留在伦敦的官费留学生李子荣。
在李子荣的世界里，“只有工作，没有理想；只有男女，没有爱情；只有物质，没有玄幻；只有颜色，没有美术！”
孟星魂对此印象深刻，这句话不就是潜历史上,不少中国人的真实写照吗？
老舍先生在书中发出呐喊：
二十世纪的“人”是与“国家”相对待的：强国的人是“人”，弱国的呢？狗！
中国是个弱国，中国“人”呢？是——狗！中国人！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，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！你们该挺挺腰板了，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！——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！
二位陈叔叔既然都没空，得嘞，小爷我再打听打听别的人吧。
孟星魂一圈电话问了下来，自己倒是忘了一个故交，还是斯勤高娃老师提醒他的：“小孟啊，二陈他们没空，你就去找王学奇呗。”这可是连姜闻都没想起来的人物，孟星魂更是想不到，还是人家高娃老师，女人心细啊。
孟星魂这一次都不用找中介了，直接就给王老师打了电话。
“王老师，王叔，好久不见啊。”孟星魂自打叫了陈光头一声陈二叔，现在见到五十年代生人，男的叫叔，女的叫姐，斯勤高娃这样贵重的，那还得叫人家一声老师。
王学奇倒没想到这个大花瓶会找他。目前，在中国的演技派的眼中，孟星魂白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，却没演过什么出彩的角色。姜闻同志奉送的这个光荣称号，的确是非常合适滴。大家提起孟帅来，还是很客气的，大歌星，名作家。一提到孟星魂，那还是孟大花瓶更亲切、更动听、更形象。
“哎，大花瓶小同志，有何贵干哪？”
孟星魂心里骂着：